A4：政工文艺
（上接第3307期4版）
抗洪抢险
——“誓与大堤共存亡”
1999年3月16日，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
澳门回归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这是闻一多先生写于1925年7月的《七子之歌》。时空飞逝70余个年头，在新世纪的前夕，澳门回归母亲的日子里，这首诗歌，这个旋律，曾让多少华夏儿女潸然泪下。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同时升起。
新中国诞生以后，中国政府对于香港、澳门的历史遗留问题，一贯主张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
1972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信件中申明：“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所谓‘殖民化’范畴。我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再次表达了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的严正立场。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国内发生政变。5月15日，以安东尼奥·斯皮诺拉为首的共和国救国委员会推翻了卡埃塔诺的独裁政权。葡萄牙新政府宣布了“非殖民化政策”，放弃了在海外的殖民地，并认为澳门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是葡萄牙管理的特殊地区。1975年1月葡萄牙宣布同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这为中葡建交奠定了基础。1979年2月8日，中葡两国在巴黎签署两国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葡国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国管理。这是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期，中葡两国将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树立了典范，也推动了解决澳门问题的进程。同年10月，邓小平在回答澳门国庆观礼团成员提问时，曾透露了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将会采取与香港问题同样的方针解决。尔后，中葡两国领导人曾进行了互访，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友好协商，推动了解决澳门问题的进程。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明确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以下简称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并在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从而，中国人民实现了长期以来收回澳门主权的共同愿望，圆满解决了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
为了使中葡《联合声明》阐明的中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具体化，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保证澳门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保证澳门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中国政府决定制订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此，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9月5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委员由内地和澳门各方面人士及专家48人组成，姬鹏飞任主任委员，胡绳、王汉斌、马万祺等任副主任委员，鲁平任秘书长。
经过近5年时间的紧张工作，在多次听取澳门居民的意见，集中了全国人民和澳门同胞智慧的基础上，1993年3月31日，由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附件，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同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以第3号主席令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文件，是中国政府继香港基本法之后关于“一国两制”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澳门基本法有其自己的特点和丰富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方针和原则。（二）保证澳门居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三）规定了澳门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政治制度，并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发展民主。（四）保证了澳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事业的繁荣和社会进步。
1998年5月，负责筹组第一届政府的澳门特区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马万祺等任副主任。包括工商、文教、劳工和宗教界人士，以及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内的60名澳门同胞为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为广开渠道听取澳门各界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履行神圣职责，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呕心沥血，为澳门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做了大量的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