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要闻
●高锦潮
1989年4月，呢喃的春燕穿过拂面的柳丝送来好消息，我被公司推荐参加《中国供水节水》（《中国城镇水务》的前身）与重庆市记者协会共同举办的首届通讯员培训班。
行稳致远的火车，尽管在普快的车票上还带着个“T”字，可依然以时快时慢的速度拖拽我从京杭大运河畔的水乡来到山城重庆。两天三夜经受的哐哧哐哧“筛糠”，让我感受到了出差人的快乐与辛苦。这一趟千里迢迢，让我通过窗口饱览了一马平川与山峦起伏的河山风光，但惦记的还是迫不及待抵达目的地。几十个小时下来虽已脚麻腿抽筋，但被欣喜和自豪打了鸡血的我，早把长途跋涉的劳累抛到了九霄云外。
走出重庆站，便按培训通知书上的“重庆市市中区中山路（那时还没迁址到华安大厦）”地址直奔报社。当我咚咚咚地踩着木质楼板走进报社时，编辑们刚好准备下班，热情的总编罗升国特意安排副刊编辑张庆豹同志陪我到楼下的饭店就餐。有“湖南人不怕辣，重庆人辣不怕”之誉的山城，重庆火锅虽已在全国享有盛名，但我这个见辣就怵得浑身冒汗的人，瞄了一眼临座古铜色火锅里红彤彤翻滚的汤汁后，畏惧使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火锅。同样与我察看火锅的张庆豹，则用手帕边擦被热气蒙了雾水的眼镜，边用奉劝的口气小声商量道：“还是试试吧？”尽管从他语气中得知，他很好那一口，但我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没有办法，只能是主随客便，张庆豹便依着我选择了时尚的简餐盖浇饭。后来，学习期间，培训班特意安排学员吃了顿重庆火锅，好多学员与我一样，尽管被辣得龇牙咧嘴，还是由衷地感激。
餐后，庆豹同志领着我与陆续报到的学员，分批次换乘公交来到北碚水厂，那是我们半个月培训班的所在地。当时的条件比较简陋，一栋二层小楼为宿舍（其实是水厂的招待所），从全国各地水司汇聚而来的六十多名业界朋友，纷纷放下简便的行李。每个房间有三张架子床，分为上下铺，也就是一个单间住6人；女同志则被安排在二楼最西边的几间。好在天气不算太热，要想洗澡，直接端盆热水到厕所里解决。
培训班的课程井然有序，可以看出为了办好培训，组织者动了不少脑筋，最关键的是天天有行家与专业人士进行授课，报社的编辑除了轮番上阵外，还请了《重庆日报》《中国市容报》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相关记者、编辑。所有老师都非常敬业，对我们学员的作业逐篇逐句逐字地进行推敲把关，然后遴选出其中好、中、差的作业拿到课堂上剖析讲解。那种边讲边进行新闻写作的“实操”与毫无保留的负责精神，以及不讲情面的真诚态度，让每位学员受益匪浅。临近结业时，为了给培训班增添一些文化养分，培训班特意组织学员游览了大足石刻。
那时，整个社会对文物还没有保护意识——景区没人管理，室内的千手观音臂膀被密集的蜘蛛网覆盖，原本纤细的蛛丝网经灰尘的年深日久垢累，已变成粗糙的“渔网”；山体内的洞窟里，几个小孩如同活泼的猴子在石像间攀爬蹿跳；硕大的卧佛身上满是鸟粪，地面杂草、纸屑等废物俨然是垃圾场。幸亏那时塑料袋还没有得到人们的宠爱，否则可想而知，不知会有多少塑料袋用上下飞舞的不堪玷污这个清静寡欲的千年佛境。不过，所有学员都没有被眼前的凄惶而扫兴，人人进行认真观察与细致探寻。可惜的是无法请到讲解员，大家只能以走马观花来囫囵吞枣，因此留下了难以消弭的遗憾。更让人糟心的是，4月15日，突然传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与世长辞的噩耗。此事如同一颗黑痣，永远地烙印在了学员记忆里。
两个惋惜迭加在一起，让原本开心分别的学员们，在无法拂去的沉重阴影下挥别重庆。不过，来自大江南北与长城内外的学员们，经过半个月相处不只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且写稿热情也高涨起来，经常用稿件在《中国供水节水》上相见（其实，不少人原本就是报上有名的，只是此前大家陌生不太注意罢了）。
由于人人受到了专业而又系统的培训，写作水平自然显著提升。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及时采写新闻稿件，后来还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出三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文学》《钟山》《诗歌月刊》等两百多家报刊录用，出版的图书三届蝉联淮安市“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获得江苏省报告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一生一事》还入选中宣部“中国好人”发布会成果展。与此同时，我也一级级地加入市、省与四个国家级专业协会，十多次被中国供水节水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并被表彰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直至当选为引领全县文学创作的作家协会主席。
四十年沧海桑田，四十载华丽巨变，每个华夏儿女都取得了属于自己的可圈可点成绩。就我个人而言，最值得自豪的，当数参加了中国供水节水报社与重庆市记协举办的首届通讯员培训班。那次培训时间较长，获益颇丰，不只使我在日后的几十年里与《中国供水节水》和更名后的《中国城镇水务》相拥而行，用文字砌垒出攀登的台阶，以墨香提振着奋斗的毅力，时时刻刻督促自己在文字的田园里撸起袖子加油干，并在努力以稿回“报”中，积累出属于自己“益”路拥“报”的成就。这样的精神财富，足以令我在津津有味的回忆中，数着白发慢慢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