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政工文艺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 任振兵 陈 欢
麓山为屏，湘江作脉。有着“千年星城”之称的湖南省省会长沙，就这样傍水而生、依水而兴。新中国成立前，长沙自来水的建设可以说是步履维艰，直到1949年和平解放，共产党人牢记“供水为民”的初心使命，让清泉真正流入寻常百姓家中。从肩挑手提到湘江河里的“挑水喝”，到一拧开水龙头就哗哗流出的“自来水”，再到如今家家户户的汩汩淌出的“幸福水”，点点滴滴，都流淌着这座革命之城的红色基因，诉说着一代代长沙供水人接力奋进的红色记忆。
千井围城：水伕、水井与水荒
没有自来水的年代，长沙人的每一天，都是从一口水井、一担河水开始的。
“买水啵，买水啵”，每天天不亮，在供水的吆喝声中，这座城市就次第热闹起来，一副扁担、两只木桶，就是挑水工们的全部家当。河水百钱一担，井水则要五百钱，有钱人家才喝得起白沙井的“沙水”（白沙井井水），寻常百姓只能喝湘江水。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长沙从事“水伕”职业的就有六七百人，多时达数千人，他们以微薄的收入担负着全城40多万人口用水。
▲清末时期以挑水贩卖为生的“水伕”
远离湘江的，则凿井取水。据《湖南省志》记载，1913年长沙城区有水井1847口，1931年增至2956口，1934年更达3631口。按当时33.8万人口计算，平均每93人就有一口水井。白沙井、南沙井、彭家井、观音井、螃蟹井……这些地名至今留存。白沙井四口井分工明确：第一井为民井，第二井为官井，第三、第四井则属专职挑水夫专用。白沙井旁居民靠水吃水，趁深夜汲取沙水贮在缸中，一大早便等着主顾来买。
然而，井再多，也保障不了饮水安全。1925年，有关部门对长沙市内主要水井抽样化验，合格率仅为45.5%，可饮用的仅有白沙井等五处。1927年，井水污染导致霍乱流行，市民喝水时仅往水中添加明矾，稍加静置便直接饮用；下雨天河水浑浊，同样是加点明矾沉淀一下就喝。
水资源的紧缺与水质的恶劣，不断激化着社会矛盾。1930年6月6日《大公报》报道，因争抢“沙水”（湘江沙滩边渗出的相对洁净的河水），市民殴斗，扁担伤人。据湖南省建设厅统计，1931年长沙因水传染急性肠胃病致死496人。1932年7月8日，《大公报》又以长沙北城外鸳鸯井水污染导致居民中毒为例，呼吁“饮料为人身必需要品，负卫生之责者，其速起为公”。至1936年，死亡人数已攀升至1207人，六年合计4819人。1937年，湘雅医院对长沙市36口主要饮水井作水质检测，结果“均有粪便之玷污”，就连白沙井也未能幸免。一桩桩染病而死的悲剧，就藏在那些泛黄的档案里。
长沙人并非没有尝试过现代供水。早在1932年2月，城北留芳岭便开凿出一座约100米深的自流井，经上海工部局及湘雅医院检验，水质良好，每日可出水240立方米，市民缴款换筹、持筹取水，这是当时长沙第一次以机械方式向市民供水。只可惜，这口深井在1938年“文夕大火”中化为废墟。
就在这口井投入使用的第五年，也就是1937年，省建设厅迈出了更大一步，聘请福建工程师尤巽照主持设计自来水厂，选定湘江为水源、洪山头（现南湖水厂）为厂址，预算216万元法币。图纸画好了，厂址也定了，抗战却全面爆发，工程被迫中止。战后几度筹划，皆因资金匮乏半途而废。直至1949年和平解放前夕，仅在洪山头留下一座内径8.5米、高16米的取水塔，民国筹建几十年，终成一梦。
这20年，长沙人喝的是不干净的水，染的是可预防的病，死的是本可挽回的人。
清泉启幕：三位先辈拓荒供水基业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新政权面对的是一个百业凋敝的烂摊子：30多万人口挤在不足7平方公里的城区，没有自来水。首任市长阎子祥到任后，把建自来水厂列为当时长沙基础设施建设起步的“五项市政工程”之一。
“改造旧城市和建设新城市的工作，不能脱离社会的实际情况……如自来水工程的修建，如果我们正视长沙市人民每年饮食不洁河水，所造成的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死亡率竟占江南城市最高比例，再加上生产和消防方面，因为未解决水源问题而造成工作和财产上的巨大损失，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此项市政建设投资的积极意义，和对于社会生产和群众利益的重大了。”他深知饮水安全是民生底线，在百废待兴、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将自来水工程列为头号民生工程，亲自筹集资金、调配资源，为长沙供水事业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潘基礩，武汉大学毕业的土木工程师，起义人员，被任命为长沙市建设局局长。他精通业务、熟悉长沙市政，亲自请来长沙最好的工程师参与设计施工。他不领工资、不拿补贴，一心扑在工地上。建国初期物资匮乏、资金短缺，正是潘基礩的技术支撑和日夜坚守，才让长沙第一座水厂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拔地而起。
杨如彭，公司第一任经理。他组织制定了《长沙市自来水公司试行供水章则》，对供水方式、水表装置、缴费等事项进行了规范。他还只身前往上海，从当地水利行选拔7名技术工人带回长沙，组建了长沙第一支供水建设施工队。没有杨如彭，就没有长沙水业最早的班底。
三个人，三种身份，一位共产党领导干部、一位党外技术专家、一位南下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在百废待兴的年代完成了长沙供水事业从无到有的奠基。
历尽艰难，长沙人期盼了几十年的清泉，终于在1951年这个国庆日，正式流入了千家万户。
奋楫逐浪：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1954年，长沙供水开启管网检漏工作，最初仅有两名检漏工人，依靠简易听漏棒开展地下管网漏点排查。同年8月，第二自来水厂于河西动工，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阜埠河路口建成造型独特的水泵房（俗称“古堡”），1955年正式供水，终结了岳麓山下高校、工厂“守着湘江没水喝”的困境。
1960年，自来水开始入户试点，当年4000多户安装。1975年，全市自来水全面入户，街头给水站逐步拆除，排队买水的场景从此成为记忆。同年，三水厂动工，1978年7月一期工程竣工投产，日供水10万立方米；后续经扩建，至1979年全面建成，日供水能力达30万立方米，成为当时国家对长沙公用事业投资最大的项目。
▲80 年代初，长沙市第一水厂（今南湖水厂）旧影
但供不应求的矛盾依然突出。进入80年代，河东片区日供水设计能力长期维持在30万立方米以下，而1987年最高日供水量竟达56.35万立方米，实际运行超出设计负荷近八成，全城普遍实行限时供水，市民中便有了“夜来水”“不来水”的戏称。面对这一困局，长沙自来水公司一方面依托国家863计划推进供水调度自动化建设，华博公司应运而生，承担起相关技术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同步实施水厂扩容与管网升级，四水厂、五水厂相继扩建，1.2米大口径输水管一次试压成功。到1996年，全市日供水设计能力已提升至104万立方米，“夜来水”“不来水”才渐渐成为历史。
2000年至2005年间，长沙自来水厂曾面临市场化出售的抉择。面对供水安全这一民生底线，长沙水业人坚持“为民初心不能变”，最终仅八水厂以BOT模式交由社会资本建设运营，其余水厂均保留国有属性。2005年1月，长沙供水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全面接管城区水厂、管网及全部供水服务，标志着长沙供水正式步入规范化、专业化运营轨道。
2010年，历时5年建设、其中输水工程投资17.45亿元的株树桥引水一期工程竣工通水，日输水能力65万吨。长沙正式形成湘江与株树桥水库双水源供水格局，彻底摆脱单一水源制约。与此同时，水质标准完成三级跳，从建厂初期仅检测浑浊度、剩余氯等4项指标的“半制水标准”，到如今推行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末梢水全过程管控，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全覆盖，出厂水97项指标全部优于国家标准。
▲现今南湖水厂实景
从一座水厂到九座水厂，从1.5万立方米到290万立方米日供水能力，近两百倍的增长，丈量着一座城市从生存到生活的跨越。
击水扬帆：红色传承照亮水业之路
七十余年过去。变的是水厂从一座到九座、供水从1.5万立方米到290万立方米、水质从4项指标到97项全面优于国标；不变的是“真心为民、用心兴业”的初心。这初心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黄克诚通水典礼上的郑重，是阎子祥“人民饮水安全高于一切”的坚守，是潘基礩不领工资、日夜扑在工地的执着，是杨如彭白手起家、组建队伍的担当，更是一代代水业人在平凡岗位上接力传承、默默守护一城清泉的初心与使命。
从挑水工的扁担，到清泉奔涌的水厂，再到覆盖千家万户的供水网络，长沙水业七十余年的历程，就是一部在党领导下的“人民饮水解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