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政工文艺
●平顶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刘振勇
在中国文学的璀璨星河中，北宋的苏氏一门无疑是最耀眼的星座。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以如椽巨笔共同谱写了“一门三苏惊天下”的传奇。他们的故事，不仅是文学的盛宴，更是一部关于家风、品格与人生境界的生动教材。让我们穿越千年时光，走进那个风起云涌的北宋，去品读三苏，品味人生。
家风溯源：一门三苏的崛起密码
一个家族的兴盛绝非偶然，眉山苏氏的崛起根植于深厚的家风传承。从苏序的仁厚到程夫人的贤德，再到苏洵的顿悟，每一代人都在为“三苏”的横空出世积蓄力量。
乡贤典范苏序
苏序（973—1047），字仲先，是苏洵的父亲，苏轼、苏辙的祖父。这位眉州长者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为人谦和风趣、乐善好施，在乡间威望极高。
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眉州遭遇了一场大饥荒，饿殍遍野，米价飞涨。然而苏序却早在这场灾难来临前两年，就已在自家粮仓中囤积了上万石粮食。当乡邻们饥肠辘辘地登门求购时，苏序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按市价将这些粮食卖给大家。一时间，眉州的粮价迅速回落，那些本想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富户们只得作罢。这场“平价售粮”事件，让苏序在眉州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
然而苏序的“出格”之举还不止于此。当地有一座祠庙，香火鼎盛，据说供奉的神灵极为灵验。但苏序却认为这是蛊惑人心的邪说。一日，他趁着酒意，毅然带人捣毁了祠庙，将神像投入滔滔江水中。这一举动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不少人惊慌失措，生怕神灵降罪。然而苏序却神态自若，依旧每日饮酒赋诗，笑对人生。
最有趣的是他的儿子苏涣考中进士那天，官府派人送来官告（任命文书），使者一路敲锣打鼓，好不风光。可苏序此时正与几位老友在酒楼中酣饮。他醉醺醺地接过那份金光闪闪的官告，看都没仔细看，就随手塞进了怀里，继续举杯与人谈笑风生。那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洒脱与不羁，跃然纸上。
正是这样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祖父，为苏家奠定了开明、仁厚、务实的家风基调，也将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深深刻入了苏家的血脉之中。
千古贤母程夫人
如果说苏序是苏家的精神坐标，那么程夫人（1010—1057）则是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坚实支柱。她出身书香门第，嫁给当时尚无功名的苏洵后，安贫守志，变卖自己的嫁妆来维持家计、支持丈夫求学，其“持家、教子、勉夫学”的一生，深刻影响了苏轼与苏辙的性格底色。
苏洵年轻时曾有一段游荡不学的岁月。那时他整日与一群狐朋狗友饮酒赋诗、骑马游猎，对功名之事毫无兴趣。程夫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从未当面抱怨。她默默承担起所有家务，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从不让苏洵为家事分心。她的贤惠与隐忍，终于在多年后得到了回报——苏洵在二十七岁那年幡然醒悟，开始发愤读书，并最终成为一代文豪。
程夫人对孩子的教育，首重品德。她亲自教苏轼兄弟读《后汉书·范滂传》。当读到范滂为正义而赴死、与母亲诀别那一幕时，程夫人不禁慨然长叹。年幼的苏轼抬头望着母亲，眼中闪着泪光，问道：“如果我将来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允许吗？”程夫人正色道：“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这番掷地有声的对话，在苏轼心中种下了坚守道义、不畏强权的种子。
苏家庭院中鸟雀成群，程夫人告诫孩子们“不残鸟雀”，培养他们的仁爱之心。家中仆人挖出一罐埋藏多年的银子，她命人重新埋好，不许取用，教导孩子“非义不取”。这些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塑造了二子清廉正直的品格。
大器晚成的思想家苏洵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他的人生轨迹堪称“大器晚成”的典范，其经历可概括为“游荡、焚稿、成大器”三个阶段。
少年时的苏洵并不喜欢读书。他更向往李白、杜甫那样的任侠与壮游，在青少年时期游历了不少地方。直到二十七岁那年，妻子程夫人那番“劝学”的苦心话语，加上科举失利的刺激，苏洵才幡然醒悟，开始发愤读书。
然而科举之路并不顺遂。宝元元年（1038年），苏洵首次应试，落第而归。宝元二年再度应试，又铩羽而归。连续的打击让他深刻反思，他一怒之下将自己过去写的数百篇文章付之一炬，决心从头再来。从此他闭门苦读，潜心研读《论语》、《孟子》及诸子百家，学业因此大进。
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带领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入京参加科举考试。这次入京，是苏家命运的转折点。苏轼、苏辙在第二年的科举考试中同登进士，而苏洵本人虽未参加科举，但他的文章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高度赞赏。欧阳修读罢其文，击节叹赏，认为可与贾谊、刘向媲美，并大力向朝廷推荐。一时之间，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文名大盛。他不仅自己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更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两位同样杰出的儿子。
他曾作诗云：“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山。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言语间既有对自己坎坷的自嘲，也有对儿子才华的自豪。
双星闪耀：苏轼与苏辙的传奇人生
在苏洵的悉心教导下，苏轼与苏辙如两颗璀璨的星辰一同升起在北宋的文坛与政坛。他们性格迥异，却手足情深，共同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兄弟传奇。
人间不可无一的全才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是北宋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罕见的全才。林语堂先生曾评价他：“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关于苏轼的出生，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说他出生那天，家乡眉山的彭老山上草木瞬间枯萎，仿佛天地灵气尽数汇聚于他一身；直到他去世后，那山才重新变青。这虽是传说，却足见后人对这位天才的无限推崇。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正是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读到苏轼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后，大为惊叹，本欲拔擢为第一，又怀疑是门生曾巩所写，为避嫌而置于第二。放榜后，欧阳修得知这篇震古烁今的文章竟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少年之手，不禁拍案叫绝。他曾对儿子欧阳棐感叹：“三十年后，世上无人会再提起我，那是苏轼的天下。”他甚至给友人梅尧臣写信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出人头地”的典故便由此而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轼的魅力不仅在于他诗文书画登峰造极的成就，更在于他将生活过成了艺术。他研究美食，创制了流传千古的“东坡肉”；他精通医药，在贬谪之地为百姓治病；他喜爱酿酒、品茶，在平凡的烟火气中寻找乐趣。他的一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最好注脚。
苏轼的情感真挚而深沉，他的三位伴侣在他生命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王弗是他的“红颜知己”，润州青神人，聪慧过人。苏轼初入仕途时，王弗常在屏风后静听他与客人交谈，事后提醒他哪些人可交、哪些人需防。可惜天妒红颜，王弗二十七岁便撒手人寰。苏轼悲痛万分，在埋葬王弗的山坡上种下三万棵青松。十年后那个梦醒的夜晚，他写下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千古第一悼亡词。
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她陪伴苏轼度过了“乌台诗案”前后最艰难的岁月，与他同甘共苦，是位贤惠的妻子。
王朝云则是他的“灵魂伴侣”。苏轼被贬惠州时，朝云常吟唱苏轼的《蝶恋花·春景》。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不禁泪满衣襟，她是为苏轼的坎坷命运而哭。朝云病逝后，苏轼在惠州西湖畔为她修建了“六如亭”，并写下“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的挽联，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沉稳厚重的守护者苏辙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与兄长苏轼的豪放不羁不同，他性格沉稳内敛，擅长政论与史论，其散文成就同样卓著。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在“元祐更化”时期（1086—1093年），他官至门下侍郎（副宰相），成为朝廷重臣。
苏辙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兄长“补台”。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命悬一线。苏辙上书皇帝，愿削去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他在奏疏中写道：“臣兄轼居家无一言以为国是，窃以身为天下之望……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之罪。”言辞恳切，感人至深。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苏辙也多次受到牵连。元祐年间，他因反对尽废王安石新法而与兄长同被外放；绍圣年间，他又因元祐党籍而被贬至岭南。但他始终无怨无悔，默默承受着这一切。他们的兄弟之情超越了寻常的手足，是精神上的知己，是生命中的支柱。
晚年定居颍昌后，苏辙自号“颍滨遗老”，闭门著述，潜心整理旧作，教育子弟，在宁静与超脱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生命航程：苏轼诗词文赋中的悲欢离合
苏轼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阕词、4000余篇散文。他以一人之力开创了宋词豪放一派，完成了文体向文赋的转变。他的诗词文赋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他生命航程的真实记录。
初入仕途与外放（1061—1079）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通过制科考试，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赴任途中，他与弟弟苏辙分别，并在渑池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千古名句，感叹和预测了人生的漂泊与无常。
熙宁四年（1071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自请外放杭州，任杭州通判。在这里，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并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绝美诗篇。熙宁七年（1074年），他移任密州。在密州，他思念亡妻，写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他狩猎抒怀，写下豪放派开山之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他中秋望月，思念弟弟，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水调歌头》。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任徐州知州。这年7月，黄河在澶州决口，洪水直扑徐州城下。苏轼亲率军民抗洪保城，“庐于城上，过家不入”，指挥军民与洪水搏斗七十余日，最终保住了城池。灾后他修建黄楼以作纪念，展现了一位地方官的责任与担当。
乌台诗案与黄州突围（1079—1084）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在诗文中被指“讥讽朝政”，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这场政治迫害的导火索是他在《湖州谢上表》中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句，被新党断章取义、刻意歪曲，指控他“讪谤朝政”。
在御史台监狱中度过的一百多天里，苏轼几近处死。他曾写下绝命诗托狱卒转交苏辙：“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据《宋史》记载，连宋神宗本人读到这首诗后也大为感动，原本要将他处以极刑，最终改为贬谪黄州。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有职无权、不得签署公文、不得擅离黄州的闲官。黄州成为苏轼人生的转折点。
初到黄州时，苏轼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俸禄微薄，一家人只能节衣缩食。更让他痛苦的是，作为“罪人”，他不能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精神上倍感压抑。但他没有被这些困难压垮，带领家人在城东的一块荒坡上开垦耕种，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1080年）的一天，苏轼与友人春日出游，在沙湖道中突然遇雨。同行的人都狼狈不堪，唯他从容不迫，一边吟啸一边徐行。回家后，他写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成为他一生心境的写照。
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两游赤壁，写下了前后《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在历史与自然的对话中，他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文学与思想境界达到了巅峰。
晚年流离与海南教化（1085—1101）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高太后听政，苏轼被召回京，官至礼部尚书，达到仕途顶峰。然而好景不长，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再次成为打击对象。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今广东惠州），这是他第三次被贬。被贬至这瘴疠之地，他依然心系百姓。他指导当地修建了中国最早的城市“自来水”系统，解决百姓饮水难题；他捐款修桥，疏浚惠州西湖。在苦难中，他依然能写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乐观诗句。
元符元年（1098年），苏轼又被贬至海南儋州（今海南儋州）。62岁的苏轼被贬至此，在当时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重罚。儋州地处偏远，荒蛮落后，但苏轼并未被环境所困。他在此开馆讲学，教化黎民，培养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他还在此地推广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惠及当地百姓。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将苦难之地变成了传播文明的沃土。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然而长期的贬谪生活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同年八月，苏轼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临终前，他写下《观潮》一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首诗道尽了他一生的三重境界：从少年时的向往（见山是山），到中年时的迷惘与求索（见山不是山），再到晚年时的彻悟与和解（见山还是山）。
千年回响：三苏精神的永恒启示
“三苏”之所以能穿越千年依然被后人传颂，不仅在于他们的文学成就，更在于他们所代表的精神品格。
名字里的深意
苏洵为二子取名，寓意深远，也精准预言了他们的人生。“轼”是车前的扶手，虽非关键部件，却能彰显威仪。苏洵告诫长子，要懂得“轼”的道理，为人处世需谨慎，不可锋芒太露。然而苏轼一生恰恰因“口快”而屡遭磨难。“辙”是车轮碾过的痕迹。天下之车莫不由辙，但论车之功，辙不与焉；车翻马毙，祸亦不及辙。苏洵希望次子能像车辙一样，善处祸福之间，安身自保。苏辙一生的低调沉稳，也印证了父亲的期望。
三苏精神的核心
赤子之心：无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三苏始终保持着一份纯粹与本真，不随波逐流。
耕读传家：从苏序“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的家训到程夫人的言传身教，读书修身始终是苏家的立家之本。
民生为本：苏轼每到一地必为百姓办实事；苏辙在朝堂之上也屡屡为民请命。他们的为官之道始终围绕着“民”字。
乐观豁达：尤其是在苏轼身上，这种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能在任何逆境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将苟且活成了诗意。
自守清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句出自《赤壁赋》的名言，是三苏共同的为官准则。
家国情怀：他们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用笔墨和行动诠释着文人的责任与担当。
给现代人的启示
三苏的故事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热爱生活：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苏轼的一生就是这种英雄主义的完美诠释。他教会我们，无论遭遇何种挫折，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好奇。
不失自我：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坚守自己的本心与原则，不为一时的得失所动摇。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知足常乐：“人生难得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这是一种通达的人生智慧。在追求与放下之间找到平衡，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与真正的快乐。
夜雨对床的约定
早年，苏轼与苏辙曾约定，将来功成身退后要“夜雨对床”，共享天伦。然而宦海沉浮，这个简单的愿望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苏轼曾感叹：“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最终，苏辙遵照兄长遗愿，将其葬于河南郏县，自己也相伴长眠。苏洵的衣冠冢后立于其间，成就了今日的“三苏园”。虽然生前兄弟俩没能实现归隐后“夜雨对床”的愿望，但死后他们却在河南郏县嵩山下永远地团聚在了一起，这也见证了他们之间超越生死的兄弟情谊。
一个家族，一种风骨，一段与中原大地深深缠绕的文化根系。三苏的精神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滋养一代又一代人心灵的宝贵财富。品读三苏，品味人生，我们品味的，正是这份穿越千年而不朽的生命力量。